贾康：房地产税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全局，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离不开直接税建设的，而中国的直接税制度建设中很关键的就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已经讨论很多年，但是回顾中央这么多年来历次正式发出的文件，可以发现，对房地产税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而且在经过了多年的物业税的试点之后，又有上海、重庆两地当时称为房产税（其实就是消费住房的保有环节上税收要从无到有）的改革。这一制度建设在两地试点之后，我们在十八大给出顶层规划性质的非常重要的文件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就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面改革推进过程中，关于房地产税的看法仍是大相径庭。如果按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笔者认为应有一套在逻辑上贯通的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认识。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国家，必须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而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全局，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离不开直接税制度建设的，进而要说，中国的直接税制度建设中很关键的就是房地产税。
　　中央不仅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而且还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直接税主要可以从哪些操作点入手来提高它的比重？现在能够考虑的，一是房地产税，二是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在住房保有环节是从无到有，个人所得税总体来说是要全面设计，它的低端（就是刚过了“起征点”的低中收入阶层）税负是要往下调的，而它的高端特别是原来的超额累进税率不能覆盖的明显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实际税负应有所上升。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涉及有争议的遗产和赠予税，笔者认为现在不具备具体设计并推出遗产与赠予税的条件。
　　如果按照三中全会非常明确而权威的改革方案设计，这是必须抓住不放的一个制度建设问题，那就对应了现在决策层清晰给出的表述，就是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在改革上说的结构，首先就是制度结构，制度结构要处理复杂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问题。比如税制，它的结构问题就是多税种、多环节、多重征税的复合税制这种制度安排。对于供给侧改革，笔者认为制度供给是龙头，制度供给当然包括了攻坚克难地推进这些不可回避的重点改革任务，房地产税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央明确提出概念与指导方针后，大家都在领会供给侧改革，而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笔者认为就是其中一个应有之意。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搞市场经济必须承认市场经济的一些共性规律。而美国一些经验值得借鉴，笔者多年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就注意到，美国地方层级的政府收入中，如果从比重来说，房地产税所占的比例高的可达到90%以上，低的也不会低到40%以下。这样一个作为主体税种的房地产税，支持着美国地方政府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就是处理好它的职能履行，把钱用好，将政府作用按照他们的法律框架、制度规则发挥好的问题。这样一种经验，借鉴在其他的经济体里，包括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里，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得到了回应。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直接税的作用仍然较弱。从整个政府的税收收入来看，70%左右是来自间接税，直接税收入的作用相当弱。在这方面，显然是在种种条件制约之下缺少现代化税制特征的。而现在所说的房地产税，作为一个现代化取向下的长效机制，可以使地方税体系建设和地方政府职能的合理发挥相互内洽。现在再往前看，要经历房地产业发展繁荣相伴随着的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至少有30年左右的时间。现在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按照中央提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0%，国际经验表明，在70%左右的高位才会转入低平发展阶段，按照每年提高一个点估计，也要走30年。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匹配城镇建成区的不断扩大当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个支柱能不能健康地发挥它的作用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房地产税种种作用的分析可以论证，它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这个产业对国民经济发挥好重要支柱作用。反之，如果这个支柱建设不到位，房地产领域会不断地困扰国民经济，在这方面我们缺乏长期的稳定制度框架作为稳定器。
　　另外，房地产税对我国现在需要特别重视的共享发展、收入再分配，有独特的意义和可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直接税，除了有筹集政府收入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它会发生按照支付能力原则以税收调节而“抽肥”的作用。而抽肥之后就能“补瘦”，政府用这部分财力扶助弱势群体，加强保障房建设，促进社会福利。其实这也是一个共赢，这不是让先富起来的人伤筋动骨，是他们在发展、享受的层面上适当做些利益让渡，所以合理设置的直接税本质上是一个共赢的税收。而这样一来，总体来说中国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就可以使间接税的比重下降，宏观税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税收痛苦会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收入是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在发展、享受层面做了一种让渡，而不是大量的实际税负是经由间接税落到消费大众身上。以这样税负结构优化的调整，降低整个社会的税收痛苦，当然就是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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